殊途是否要同归 ──读《中国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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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的文化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作业,拿出来给大家拍一拍,还是木菌体,有点儿凌乱)

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没见过世面了。“鬼子”这个词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恐惧或鄙视的意思,倒更像是一个昵称。我们以为皮是不可改变的,但瓤则很容易渗透,甚至有些“香蕉人”恨不得有一天连皮也可以换一换。但是,在不同的肤色下面真的藏着一颗同样的心吗?同样喜欢吃宫保鸡丁、同样喜欢喝可乐就拥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

不是的。虽然在写字楼里你分不出自己是在北京还是纽约,虽然网络已经让世界上的信息没有“时差”,虽然我们的确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但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父母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文字,表扬的方式等等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都浸润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一言一行。不管西餐有多贵,我们还是觉得和朋友们围着圆桌吃菜才显得正式;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责任,我们都喜欢送给售货员零钱让他找个整钱……

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用“我是……”造句。西方人常常会在后面填上自己的特质,比如说“我是个勇敢的人”;而中国人却常常选择借助描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比如说“我是儿子的妈妈”。有意思的是,在香港,心理学家让一部分学生用中文写“我是……”,而让另一部分学生用英文回答“Who Am I”(Trafimow, Silverman, Fan及Law, 1997,后文中若无特别指出,均来自《中国人的自我》一书). 发现用中文写的学生更“像中国人”,而用英文写的学生写了更多自己的特质,更“像西方人”。

中国人不止是容易把自己放在关系中,而且也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给三个词:医生、教师、病人,哪两个应该放到一起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不加思索地选择把医生和病人放到一起。因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西方人更容易把医生和教师放到一起,因为这两个词都表示了某种职业。这个测试并不存在对错之分,两种思考方式各有利弊。

思维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的,这需要追溯到我们学说话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的中国母亲经常跟孩子说动词。蒋雯丽做过一个广告,妈妈逼着孩子吃饭:“吃!吃!你是吃还是不吃!”就是没提“饭”。连从小听的故事名字也主要是动宾结构的,小马过河,猴子捞月,大闹天宫,孔融让梨……也许这些是因为汉语发音比较简便,一个动词就可以把两个物体连接起来,呈现出它们的关系。这些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图也就随着这些词储存在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从小听惯了名词的西方人则更容易把就事论事,忽略事物的关系,看到它们的特质。

那么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可以直接迁移到中国人身上吗?曾经有人尝试这样做过,但是不能客观地得到想得到的数据。比如中国人的“自我满意度”总是很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提倡“谦虚”,如果谁表现出自满的样子,就会遭到批评。所以在自我评价时,为了迎合“阅卷人”的期许,中国人就尽量表现得比较谦虚。而且,有些英文在汉语中找不到合适地对应。Self-esteem一直被翻译成自尊,但是非常牵强,它本身的意思应该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对自己的肯定。

鉴于此,一批心理学家提倡将心理学本土化,改良西方已有的心理学模型和方法,结合中国的人格理论,测量中国人的心理。于是便有了内地、港、台心理学家联合的“华人本土心理学追求学术卓越计划”和它的延续计划,于是便有了《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这本书。

一些人简单地把中国人的心理归入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对立的集体主义当中。但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新周刊》May,15,2009).费孝通先生借鉴了儒家思想,把中国人的人际比喻成水波,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推出去,正所谓“推己及人”。越来越多的的研究证实,中国人并非集体主义,只是中国人有一个弹性的、多变的“我”。普通人的“我”比较小,要做的就是“修身”,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扩大这个“我”,足够成熟的人要能够“齐家”,更大的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要在不同人面前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干什么就要像什么,这种要求就把中国人都变成了演员,扮演的是道德规范中要求的角色,而永远不是自己。君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也就是要求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像弗洛伊德的“超我”,约束着社会人的言行,但是“本我”总是需要释放的,中国人在这样的复杂规则之下约定俗成一套潜规则。舞台上每个角色都说着自己该说的台词,但在另一套解码系统中它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善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指桑骂槐的,或者也可以把这种技术算作是成熟的表现,因为在小学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写松树,老师偏要告诉我们作者是在说自己,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却善于运用和理解这些技术,网络时代的这种风气反而愈演愈烈了。明目张胆地被禁止的合理行为总是会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直接采用西方的自我报告法测量得到中国人的“自我满意”程度比较低,但是通过内隠实验的方法得到中国人拥有和西方人一样高的自尊(见第九章)。西方人追求的是一致性和完整性,最终达到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做到真正的自己。

西方人关系近就直呼其名,中国人关系近则是称兄道弟。个人中心的中国人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我主义”。西方人通过发掘自己的潜能来达到“自我实现”,而中国人则是希望通过把更多个体拉入自我系统而达到自我的扩大,最终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人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则将家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骂人时常常“问候”对方的亲戚。称呼的转变也暗示着关系的远近亲疏。前一阵被禁播的现实主义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第六集中出现这样一幕,商人跟官员套磁儿,叫他“宋大哥”。一句“以后叫我‘宋秘书’”就让商人明白,官员生他的气了,从此公事公办,按照“剧本”行事,没有潜规则。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喜欢互认兄妹,这样既可以迅速增进两人关系并给这个关系一个合理的名义,又可以使这个关系限定在一定的距离上。

中国人的自我就像太阳系。借用尼采的话,“我就是太阳”。离自己最近的,是父母,得到的光热最多,然后是近亲,远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目标就是让星系尽可能扩大。黄光国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成“请托者”和“资源分配者”,根据儒家的“尊尊原则”,由占据较尊贵地位者扮演“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这样做到“程序正义”。而“资源支配者”在面对“请托者”的诉求时,则必须依据儒家的“亲亲原则”来做决策”,以实现“分配正义”。在过去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妇女们田间地头的监督力量,使得爱面子的人由于担心以后混不下去,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这也算是一种牵制。但是在缺乏舆论监督,不透明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的道德都无法抵挡人性,和它的传染性,最后导致最为可怕的“劣币淘汰良币”,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西方人追求的一致与完整(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直线式思维。他们不需要扮演角色,没有“剧本”,只有“说明书”,就是法律。中国人需要顾及的太多,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改变自我角色,法无定法。同样是看一张图,有鱼,青蛙,水草,气泡等等。西方人只注意到了大鱼,甚至它的鱼鳞。而中国人则可以把整个图里有什么复述出来,甚至几个气泡,却不一定注意到鱼鳞的颜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更倾向于对整体的把握。

因为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助、自依及自足,又要强调人际关系、人际互依及人际角色化,还要强调权威憧憬、权威畏惧及权威依赖,对家族则要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及家族繁衍,而且还要顺从他人行为、尊重社会规范、重视自己名誉及在乎他人意见(p.104).所有这些造成了千百年来的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忠孝不能两全”,“婆媳不和”。

为什么会造成中西方的这些文化差异?Nisbett把它们归于地理原因:因为中国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加上黄河总是发大水,而兴修水利,灌溉系统需要所有人团结一致,个人主义和“群龙无首”都是不可能的。而希腊文明则是源自海洋,人们以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为生,这些职业相对不需要与他人合作(《思维的版图》p.22)。

这些原因都只是猜测,很多表象也都是观察,具体到现在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还是需要实证研究。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就介绍了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在理论建构上,《中国人的自我》这本书可以说是吸取了前人的精华,从最早的哲学思想、到现代人类学研究,再加上心理学的剖析,可以说比之前任何一本书都显得更加深刻。但这本书注定只会成为一本阶段性总结,顶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它不具有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也不具有学术著作的科学水准。

第一篇中主要谈理论,但这些理论多为总结前人,并没有太多新意。第二篇提出了“折衷自我”并介绍了以团体讨论形式为主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科学价值并不大,这一点研究者自己也很清楚。在第七章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中作者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批评的力度还不够,有轻描淡写的嫌疑。参与者的选择,实验条件的控制都应当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绝不可以用这样几个多为文科背景的大学生作为中国十几亿人的样本。作者甚至把这种焦点团体讨论的形式当作“撞出思想的火花”,虽然他承认以后的实验中需要考虑到成员的平等性,但是必须承认在没有考虑这些缺陷的情况下的实验不具有太大价值,不然这就是对理论的附会。举一个例子,在238页中说到P1率先讲了一个朋友为家人而忙于工作的故事,接着P2,P3,P4也都讲了类似“以成就回馈家庭”的例子。于是就下结论说中国人“力求上进,回报家庭;压抑自我,顺应父母”。我们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但是单从这个实验来看,我不能看出任何能够支持这个结论的材料。P1讲的故事可能纯属偶然,也可能受到实验者的启发,之后三个人则非常可能受到P1的启动效应影响。这样的一个实验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不管这个理论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心理学的本土化是为了让中国人也能够享受心理学带来的福利,促进中西方人民的理解与交流,而不光是为一些人找个饭碗。

不可否认,第三篇中的一些实验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性的,这个思路非常值得推广和学习。尤其是第八章采用的“伪装”的方法,第九章采用内隠认知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试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实验设计得也非常巧妙,具有说服力,但还应继续进行更大范围的研究。内隠研究和外显研究应当结合起来。外显研究可以看出人们所期望的观念态度,而内隠研究则可以揭示不曾被察觉的心理过程。尤其在内隠认知方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话题。比如汉字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大陆的简化字和港台的繁体字就是两个非常好的样本。

无论如何,本土的心理学家必须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理论可以是本土的,方法也可以是本土的,但是只要还承认心理学是科学,那么就必须按照科学的思路,科学的规程去进行研究。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借鉴西方人把事物分开,具体地研究。暂时抛弃中国传统的普遍联系的动态的思想。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就“好”,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学习西方。只是说西方人的思维在科学领域更适用。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过中国的文化是不是落后。我们是不是需要“西学东渐”。在我们看到西方飞速“进步”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怀疑更加加深了。年轻人开始以自己更“洋”为荣,以说外语为荣,甚至以不会讲方言为荣。这就像当年大跃进时,小学生写“烟囱里冒着黑烟,这象征着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一样可笑。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说“适者生存”,并不是说“佳者生存”。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步”不一定就是好事儿。罗素早就说过:“我们西方的生活要求竞争,开拓,不断变化,不满和破坏,直接造成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归于湮灭。”今天看来,他的预言似乎在一点一点实现,但是可以把“西方”两个字去掉。正当中国人热火朝天地追英赶美的时候,西方世界也发生着深刻地变化,New Age思潮也开始影响西方。研究发现欧美的青少年比他们父母一代的个人主义倾向弱了很多,与此同时,东方青少年的个人主义倾向比他们父母一代强了很多。这不排除由于他们涉世未深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东西方差异越来越小。好像世界绕了一个大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这是一种典型地中国式思维方式。在灾难面前,我们发现集体主义确实比个人主义速度更快,效率可能更高。罗素也发现“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谁也说不好究竟哪一种更像“适者”,我们要做的是保留“文化基因”。图书馆越修越大,我们不是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资料以后都有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更多地资料以供未来的需要,这不是一种懒于思考、不负责任的表现,反而是一种对未来高度负责的行为。

参考文献:

杨国枢.  中国人的自我 : 心理学的分析.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尼斯比特.  思维的版图.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06

罗素.  中国人的性格.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1999)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cogni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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